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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小康网独家专稿
文
《小康》·中国小康网记者鄂璠
对于遗产的价值与传承而言，土地与人是更重要的资源。扎根文博行业40余年，“跑出家门”的杜晓帆往这个领域里砸进去不少钱，用步履丈量土地，以行动感知物存，当下的脚踏实地与他内心的期待是一致的。
供图/杜晓帆
只要考出家门就行。这是41年前，高中毕业时杜晓帆为自己设定的高考目标。
那是20世纪80年代的第一年。彼时，受社会上“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观念的影响，不少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去学理科。杜晓帆本来是学校理科重点班的，成绩还不错，但因喜欢文科，就遵从内心“转向”去学了文科，父母也并没有像许多家长那样去阻止，而是尊重了他的选择。
公开数据显示，年，全国参加高考人数为万，录取人数为28万，录取率为8%。由于当时刚刚恢复高考不久，报考人数较多。这年，杜晓帆以内蒙古文科高考第八的成绩被南开大学历史系录取。因受父亲影响，入学之后，他选择了攻读博物馆学专业，也成为南开首届、全国首批博物馆学专业的学生。如今，当时南开博物馆学专业的同学，大多是活跃在我国博物馆第一线的领导和学者。
此后，从博物馆学历史学学士到省博物馆馆员，从艺术史文学硕士到文化构造文学博士，从研究所特别研究员到文化遗产保护专员，再到知名高校文物与博物馆学系的教授、博导，杜晓帆的足迹从“家门”的内蒙古自治区到了天津市，然后一杆子插到了辽阔而又贫瘠的甘肃省，潜沉往复，在甘肃博物馆扎扎实实做了7年讲解员;之后负笈东渡日本，在神户和奈良进行了8年的学术之旅;转身再回中国“接力”文化遗产保护，从北京到上海，穿梭在中国无尽的文化遗产宝藏之中。
人生与学术的角色几度转换，地域纵横几万里，但杜晓帆始终没有脱离文博领域。他现在的身份是复旦大学国土与文化资源研究中心主任，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教授、博导，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兼职教授、博导。他和他的团队常常把人和土地联系起来，“因为对于遗产的价值与传承而言，土地和人是最重要的资源。”
这样一位既读过万卷书、又行过万里路的知名学者，在年轻的学生们眼中是和善可亲的，他思考问题的时候总是眼神微微向上，也会不时地微微点头。做学问时的沉静当然只是其中一面，他还兼具着灵敏的行动。在一次蜀道考察中，时值雨季，道路湿滑难行，年轻的后辈有的深陷泥沼，有的手脚并用狼狈前行，而杜晓帆仿若用了轻功，脚不沾泥又气定神闲。这种灵敏也体现在他的思维上，总能一针见血指出问题的本质，然后对学生们进行“直摄灵*”的提问——比如，“为什么要保护文化遗产?”“如何保护?”“为谁保护?”
钩沉历史、丈量土地、荟萃人文，是杜晓帆及其团队的初心，亦是他们当下的落脚点，以及未来前行的使命。
不断将主管部门拉回现实
年，是杜晓帆进入文博行业的第40个年头。这些年间，无论学习还是工作，虽然各个时期的重心会有所变化，但他从未离开过文博行业。年底，他出了一本名叫《文化遗产价值论探微：人是文化遗产的灵*》的书，被评选为年度全国文化遗产十佳图书。在前言部分他自己总结道：“这40年大致可以分为入门、入行、入道三个阶段，而这三个阶段也可以说是我逐步了解、认识历史、文物、考古、博物馆和文化遗产的过程。”
其间，从年到年，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驻华代表处担任文化遗产保护专员长达15年的经历，对于他从“入行”到“入道”的体悟尤为重要。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年在巴黎成立，是联合国的专门机构之一，其使命是致力于推动各国在教育、科学和文化领域开展国际合作，以此共筑和平。在年的一次媒体访谈中，杜晓帆介绍道，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驻华代表处于年在北京设立，成立之初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科学及技术驻华办事处，后来，逐渐扩大其项目范围及管辖领域。
年1月，驻华代表处发展成为东亚地区区域办事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所有工作范畴驻华代表处里面都有，大致分教育、科学、文化、信息传播、社会科学等方面。杜晓帆所从事的文化遗产方面的工作便是其中之一。
巧合的是，“文化遗产”这一概念在中国的兴起，恰好也是在杜晓帆进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驻华代表处的年左右，而中国人真正开始广泛
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驻华代表处工作期间，杜晓帆亲身参与过诸多中国世界遗产项目的申报工作。对于年后的“申遗”热，杜晓帆有着客观冷静的思考。在接受《小康》杂志、中国小康网记者专访时，他谈道：“从个人的角度来讲，我并不认为一项遗产在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后会在本质上产生多么重大的意义和不同。然而，不少媒体和地方*府过分看重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意义和作用，甚至把自己的遗产能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作为评判文化遗产保护成果的终极目标和最高荣誉，我觉得这完全没有必要。”
杜晓帆认为，是否列入名录只是一个评价标准的问题，对于我们国家而言，最高的评价标准就应该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是我们国家和学术界所认定的最高标准，而“世界文化遗产”只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推广的一个项目，因此在我们的法律和知识体系下，“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更符合我国国情，有些部分甚至还要高于“世界文化遗产”的评价标准，无论是各级*府还是社会各界，都应该首先给予足够的重视。无论在各个地方做讲座、演讲，还是接受媒体采访，这都是杜晓帆所一直强调的。
“对于文化遗产保护事业，他是有情怀的，敢说真话。”一位熟悉杜晓帆的业界人士如此评价道。
杜晓帆也在不断呼吁，文化遗产保护是全民性的工作，每一个中国人都有责任来保护我们的文化遗产。在他看来，“文化遗产”这一概念越来越受到重视是好事。让他感到有些痛心的是，年我国就开始公布“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直到年，《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才出台，“如果这个条例早一些出台，如今很多城市的面貌不会是今天这个样子，城市的同质化、瓷砖加玻璃幕墙的建筑也不会有那么多。”
看到很多历史文化名城纷纷建设仿古商业街，杜晓帆常常跑去问当地的主管部门，你们想回到唐宋，还是回到明清?他使劲地将他们拉回现实，告诉他们，这是回不去的，昨天你都回不去，就别说那么远了。“文化遗产保护不是保存一个遗产的断面，而是保存文化的传承，它需要更有活力地去发展。”
“人是文化遗产的灵*”
文化保护的目的什么?“是希望文化遗产可以活态传承。”杜晓帆直言，“就是人们仍旧生活在那里，老旧的房屋不适合他们现在的居住，也不必简单粗暴地拆旧建新。它应该是在不断发展的，可以建造一些现代化的建筑，但是一定要符合城市和村落本来的体量、形制，要符合周围的自然环境，这才是可持续发展的。”
熟悉杜晓帆的人都知道，“人核心”理念，也是他所一直强调的——“人是文化遗产的灵*”——在年公开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杜晓帆以对上海提篮桥历史街区的考察为主线，提出了这一观点。他指出，“文化遗产与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它不是凝固的一个点，而是动态的、发展的，有着不同时代的痕迹。文化遗产不仅记录着我们的过去，存在于今天人的生活中，也为人类未来的发展提供借鉴和有益的参考。”“文化遗产不仅要注重对其整体环境原有历史风貌的保护，更要注意保护贯穿于其中的历史文脉和珍贵的人文元素。”
在杜晓帆进入文博行业的第40个年头，他又以“人是文化遗产的灵*”为主题，从多方面、多维度进行文化遗产价值论的探微。当时光迈入年，这已经是文化自信成为民族前进强大动力的新时代了，保护和传承历史文化遗产，承认文化遗产对我们最大的意义是一种精神的需求，也是我们文化自信的体现。
近年来，“让文物活起来”成为文博行业内的共识。但在杜晓帆看来，没有核心价值的基础研究，没有科学合理的社会功能定位，这也只会成为“运动式”的保护利用，很难具有可持续性。在《文化遗产价值论探微：人是文化遗产的灵*》中，他表达了自己的观点：要对文化遗产进行社会功能性分级分类，辨清遗产特征与性质，明确社会功能定位。要从文化遗产的社会功能类型与层级出发，分析遗产当代功能所涉及的不同人群，区分社区、民族、地区、国家与国际等层级的遗产功能，分析遗产功能与管理、利用工作的相关性，建立合理、可实施的管理与利用原则。
杜晓帆觉得，这些认识有的已比较成熟，有的还须在今后的研究和实践中进一步完善。他希望与同行继续探讨，也愿意接受大家的批评。在不足千字的前言中，杜晓帆不吝笔墨地感谢了徐婉君、全轶先、王一飞、初松峰、刘邵远等学生的协助，“才使这些零散的文章得以集结成册”。
现在，学生已成为杜晓帆最得意的“财富”之一，他的“人核心”理念还体现在教学工作中：通过培养坚守于文化遗产学术领域内的人才，让文化遗产保护事业得以传承下去。
正是基于如此长远的考虑，年，已到了“知天命”年龄的杜晓帆再次迈进象牙塔。此时的他已具备了开阔的视野和多元的思维方式，同时还有着广泛的人脉资源和丰厚的实践经验，他在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开启了自己的教学生涯，和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传承之路。
不拘一格才能后继有人
“散布于广阔大地上的文化遗产，是自然力量与人类智慧共同结出的硕果。这些分布广泛而形式多样的遗存是文化遗产学科研究的对象，与此同时，其所具有的多样性、复杂性也成为遗产保护工作者必须面对的难题。如何使文化遗产在时代变迁中焕发出新的生命力，如何通过保护理念和原则的探讨确定适宜的方法路径，建立恰当的保护机制，既保全其形态，又充分诠释和延续其价值，这需要来自不同学科领域的学者共同参与，多角度切入。”这是“润物遗产”
春雷始动，万物乃发，正是生长的好时节。去年3月5日，复旦大学国土与文化资源研究中心以“传播与分享文化遗产知识”为宗旨，将“润物遗产”
此时，恰逢复旦大学国土与文化资源研究中心(以下简称为国土与文化资源中心)成立的第5个年头，“润物遗产”的发刊词也表达了年初国土与文化资源中心成立的初衷，即建立具有一定影响力的文化遗产保护、发展、活用的科研教学基地。
“以‘国土与文化资源’来命名，也是强调了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人缔造了一方文化的保护理念。”杜晓帆和他的同事们希望，随着国土与文化资源中心的成立，能够通过集聚多学科的力量，为文化遗产保护路径的探索共同发力。
年底加盟的王金华现在是国土与文化资源中心的副主任。这位岩土文物保护修复技术与理论研究(以石窟寺保护为主)的“大咖”曾先后供职于中国文物研究所、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另外一位副主任王辉年毕业于北大考古学专业，又有着艺术史的学科背景，在考古学研究领域颇有建树。年博士毕业后来任教的年轻“学术新星”侯实一直深耕于建筑学领域，已主持或参与了上百个建筑遗产保护实践项目……
与集聚了多学科的强大师资一样，“我们招的学生也有着‘五花八门’的学科背景。”杜晓帆介绍道。
“围炉夜话”在“杜门”，不同学科背景的同学，经常在杜晓帆教授(左五)的带领下，围绕着文化遗产保护实践真诚沟通、各抒己见、求同存异。图为年6月在平遥一家酒店大堂中的“围炉夜话”。供图/杜晓帆
在“杜门”，不同学科背景的同学，围绕着文化遗产保护实践真诚沟通、各抒己见、求同存异，这让有着海外留学经历的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级博士研究生王一飞感觉获益匪浅。她对年暑假期间在福建调研过程中的一次“杜门讨论”印象极深。
这次讨论源于“大师兄”、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城市规划系级博士研究生初松峰无意中的感慨。他说，有的时候还不知道该如何跟自己的爷爷奶奶去解释文化遗产，以及自己现在所做的学术研究。因为当时杜晓帆正带着学生们在乡村里调研，听罢，他便让大家畅所欲言，每个人都说说自己参与乡村遗产保护工作的意义。
首先发言的初松峰学科背景是规划学，毕业后准备做公务员，他希望能够通过参与乡村遗产保护工作去改变一些现状。接下来轮到了“二师兄”、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级博士研究生林鋆澎，他的学科背景是建筑学，他的分享很感性——参与乡村遗产保护工作让他觉得从容自在。有着设计学学科背景的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级硕士研究生宋伊琳觉得，在乡村做事情比较踏实，能够解决一些现实问题……王一飞是那天最后一个发言的，赶在她分享之前，杜晓帆开玩笑说，“一飞就不用说了，你就是干一行爱一行的那种。”
有着文学、文献学学科背景的王一飞告诉《小康》杂志、中国小康网记者，她的确是兴趣爱好颇为广泛，“杜老师对于学生的性格把握特别准，会针对不同的学生特点进行有针对性的教育，我觉得他很像孔子，善于因材施教;他又像苏格拉底，会和我们一起吃饭、聊天，在轻松愉悦的气氛中，根据我们已有的知识和经验，通过讨论、问答等方式，引导我们掌握新知、提升认知。”
事实上，杜晓帆在培养人才方面的“五花八门”还体现在不计年龄、不问“出身”上。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级硕士研究生徐婉君是马来西亚人，自称是“杜老师的大龄学生”，本科毕业后在媒体工作了多年。当系里的老师把她的报考资料递给杜晓帆时，他向这位“70后”学生敞开了大门，“既然还想继续学习，我就收”。
除了培养复旦大学和其他一些兄弟院校的硕士生、博士生外，杜晓帆也给复旦大学的本科生开了“文化遗产导论”和“文化遗产与我们”这两门课。今年，他还和国土与文化资源中心的师生们一起走进上海地区中学生的课堂，向广大青年学子介绍文化遗产。
带着后浪频频“下乡”
初松峰、林鋆澎、宋伊琳、王一飞等80后、90后“后浪”们在乡村畅想未来的年，对于整个世界而言，都算是极为特殊的一年。年初，新冠肺炎疫情来势汹汹，扰乱了不少单位和个人的生产生活，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正常的科研和教学活动也一度受到影响，田野实践活动全部戛然而止。但这并未影响到国土与文化资源中心师生们那颗探寻乡村遗产内涵与价值的心。
在此之前的3年时间里，国土与文化资源中心的师生们曾对山西省的乡村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调查。他们发现，以晋商为代表的山西人民为了维持生计、开拓市场等，远走他乡、开展贸易，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国家的经济发展，其中很大一部分有所成就后又归来反哺家乡。这一“去”一“归”之间，既反映出中华民族家国同源同构的情怀，也体现出中国人叶落归根、念归望归的故土深情。这种强大的精神力量和文化传承，维系着一批又一批的山西人外出探索世界后又归来建设家乡，留下了丰富而宝贵的乡村遗产。
年6月4日至23日，几乎与国内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复工复产有序推进同步，杜晓帆就带着学生们再一次向乡村出发了。这一次的目的地还是山西，以晋中地区的平遥县梁村、木瓜村为核心，他们要对平遥及其周边的祁县、太谷和介休的22个村落展开调查，探索不同时空下的人们所认知与实践的“归”。
山西之行仅仅是这一年的“开始”。从6月初到年末，在山西、福建、贵州、浙江、*、安徽、江西、河南、广西、云南、重庆、甘肃等地，都留下了杜晓帆和学生们的足迹，考察内容涉及乡村、石窟寺、建筑、遗址、文化线路、工业遗产等多种类型，调研的密集度与深度甚至更胜于以往。
杜晓帆习惯在
行万里路钩沉历史、丈量土地、荟萃人文，是杜晓帆及其团队的初心，亦是他们当下的落脚点以及未来前行的使命。他们不仅读万卷书，还行万里路。左图为年8月在福建省永泰县调研，中图为年10月在*维吾尔自治区阿克苏地区也克力村调研，右图为年11月在河南省信阳市调研。本组供图/杜晓帆
近年来，在杜晓帆的“定位”中，乡村占据着很大的比重。杜晓帆真正开始
“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民间倡议和学界争鸣，培育了人们对乡村文化的关怀;进入21世纪后，乡村中以古建筑群或乡土建筑为名的文物保护单位已不鲜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里收入了大量流传于乡间的传统文化，历史文化名村和传统村落等保护体系的持续建设打开了人们的视野。但是，乡村存续的各类实践及传统，远比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所接触到的还要丰富、更富有张力，这也决定了乡村问题的复杂性和长期性。”在杜晓帆看来，如何去化解现有乡村保护体系所遭遇的现实困境，怎样才能让村落中的文化遗产在新时代变化中焕发出活力，制定出一套符合现实状况、可操作性强、又具有前瞻性的乡村遗产保护方式，是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者的重要任务。
文化遗产究竟给予了我们什么
教学之余，杜晓帆把主要的精力都放在了对乡村遗产的调查和研究上。一位知名的复旦大学教授，长期扎根乡村，自然也会受到外界的
接过金色的奖杯后，杜晓帆说，能够获得这份荣誉，与改革开放40年来文化、文化遗产越来越受到大众
杜晓帆常常和学生提起一棵树。那是他心里的一棵关于美丽乡村的树，同样也是一棵关于小康社会的树。他们一起讨论，如果大树代表小康社会，文化遗产是树的哪个部分。在杜晓帆眼中，也许文化遗产不在那棵树上，它甚至不是阳光和雨露，但它一定是一种能量源，是让这棵树更加枝繁叶茂的神奇力量，这也是我们不能割舍乡愁的原因。
从去年到今年，杜晓帆常常思考一些相对宏大的命题，比如家国情怀，比如人生的态度，比如文化遗产对于人类的意义，等等——这些信息，来源于他的学生们对于他的观察。
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给了杜晓帆一段相对“静止”的时光，他回到了自己的老家内蒙古自治区，每天可以有大把的时间陪伴母亲和亲人，也终于考虑开始要为父亲做点事情了。
杜晓帆说，父亲杜承武对自己的影响很大。父亲喜爱读书，也爱钻研，是个自学能力特别强的人。他当过中师和中学语文教师，做过县文化馆馆员，还自学了策展、绘画、摄影，并且都达到了相当水平。他还被抽调去学习考古，研究过金融史，但不管让做哪一行，他都从无怨言，总是认真对待。父亲书生气很重，勤学好问，敢于向任何人请教交流。所以，尽管他后来从事考古工作仅仅十年，就先后发表了《契丹女尸在民族史研究上的意义》《辽代墓葬出土的铜丝网络与面具》《论契丹小袖圆领衫为左袵——兼谈圆领的款式变化和衣袵关系》《契丹与阴山》等许多研究文章，还参与编著了《契丹女尸》《中国古代北方民族文化史》等学术著作。年，杜晓帆前往日本留学。当时他曾与父亲有过一个约定，打算共同完成一部中国北方民族艺术史的专著，但这却因两年后父亲的意外去世而成为终身遗憾。
“做学问要先学做人。”这是杜晓帆常常对新入学的“孩子们”说的话。正是因为这句话，从马来西亚远道而来中国“求学”的徐婉君，第一次走进“杜门”的课堂，便决定“跟定杜老师了”。现在，已毕业的徐婉君就在国土与文化资源中心工作，成了杜晓帆的同事。
爱与生活成长于一个充满爱的家庭，杜晓帆正是在被浓浓亲情包裹着的日常生活中，才更加深切地体味到许多宏大命题的意义。左图为年，杜晓帆(右一)暑假回国时与全家人合影;右图为年春节，杜晓帆(右)和父亲在书房合影。本组供图/杜晓帆
和善、谦逊、没有架子、发自内心地对学生好、特别尊重村民、很善于沟通、是个特别好的人，这是学生们对杜晓帆最多的评价。在家中排行老四的杜晓帆曾经和大姐、大哥、二哥、弟弟一起受着父母的言传身教，如今他们都在各自的专业领域取得了不俗的成绩。算是继承了父母“教育事业”的杜晓帆，如今也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学生。
现在，母亲是杜晓帆最大的牵挂。在杜晓帆与母亲的日常互动中，初松峰发现了自己导师的另一面：“杜老师经常给我们看他母亲的照片，还和我们说他最近在看哪部国产电视剧，而追这样的剧完全不是杜老师的风格，后来我们才知道，他是为了在电话中和母亲有更多的聊天话题，才去追剧的。”
或许，正是这样的日常生活，才让杜晓帆更加深切地体味到那些宏大命题的意义。
“乡村遗产保护，最终要依靠人们对家庭、乡土的眷恋激发出创造力与生命力。在乡村遗产的保护实践工作中，只有不断深化对家庭、习俗、景观、自然环境等具体认知，理解不同地区的联系与差异，才能更好地筑牢爱乡爱国的基础。”就是在去年的那段相对“静止”的时光中，杜晓帆在电脑键盘上敲下了这段文字。
把“人核心”传承下去
“乡村是最能亲近土地，感受乡俗风情的地方。中国每一个村落，都凝结有独特的乡愁情结，是作为整个村民个体情感呼应的识别特征。并不是呼吁大家重返乡村，而是希望乡村中寓含的生活哲学与生活智慧能够被重新唤醒和认知，因为乡村还保留着民族文化的多样性，是繁荣发展民族文化的根基。”这是在参与了“且听峰吟——盖洋山居图志”展览策划工作之后，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级硕士研究生王*道出的一番感悟。
今年5月2日，福建省永泰县盖洋乡土文化展示馆开馆，这是国土与文化资源中心的第一个乡村遗产展览实践成果。如今，杜晓帆的“人核心”理念也日渐深入到年轻一代的学生们的心中。
“在各地乡村调研的行程中，‘人’常常是我们工作的主要对象，与之闲语、访谈、记录、收集资料，各式各样的人们给予了同学们书斋之中难以触及的知识，也让大家能够更加真切而深刻地去认识乡村，理解我们学习研究的意义。”在这次策展的过程中，让林鋆澎难忘的是一位“志同道合”的伙伴许烨。从小生活在盖洋的许烨，直到高中才离开家乡赴异地求学，行走在乡间，他总会热情地告诉林鋆澎他们这些“外来的”小伙伴们哪片田野是他曾经玩耍过的地方、哪里是他曾经爬过的山、那些野草可作何用。
“许烨的所感所为远不止于乡愁的思绪，他常提及和疑虑，盖洋这个小地方，这里的人们，未来该往何处去。”在林鋆澎看来，这是一个没有人能够解答的问题，却也启示了他们此行的意义。
如何才能更好地帮助人们连接过去与未来?参与良渚古城遗址调研的年轻一代或许有着特别的感受。年7月，“良渚古城遗址”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标志着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国际主流学术界广泛认可。然而“申遗”并非能够一劳永逸。随着良渚古城遗址进入“后申遗时代”，相关管理部门面临着方圆一百余平方公里的遗址监测与保护压力。因此，杭州良渚古城遗址世界遗产监测管理中心联合国土与文化资源中心于去年9月份启动了“良渚古城遗址影响力、保护管理措施与周边村镇可持续发展策略研究”课题。
今年4月28日至5月3日，杜晓帆再次带着学生们前往良渚古城遗址。参与此次调研的东南大学艺术学院级硕士生张煦(今年9月开始就读于复旦大学，系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级博士研究生)遇到了一对来自上海的爷爷奶奶，两位老人说自己的儿子和孙女都喜欢考古，这也让他们自己对良渚遗址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此时，张煦似乎也开始意识到，文化的传承真是需要一代又一代的“我们”去和遗产发生联系。
杜晓帆自然会为学生们的转变而开心，他曾“高调”地在朋友圈中赞道：“从
(《小康》·中国小康网独家专稿)
本文刊登于《小康》年12月上旬刊
